第一百七十九章 沈公千古(一)

    第一百七十九章 沈公千古(一) (第2/3页)

 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,直到4月19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。

    5月11日,清照会日方诘责,并于14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,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,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。

    6月中,沈葆桢到台后,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,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。

    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,安放西洋巨炮;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;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,部置于凤山;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,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,海上防务,以扬武、飞云、安澜、清远、镇威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,福星一号驻台北,万年一号驻厦门,济安一号驻福州;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,并派员招抚各处“番社”。

    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,洋火药4万磅,火药3万磅,士气民心为之大振。

    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,形成相当的声势,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。

    这时候,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,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,水土不服,疾疫流行,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,士气极其低落。

    在进退维谷、内外交困的形势下,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。

    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9月到达北京,在前后七次谈判中,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“无主野蛮”之地,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。

    大久保利通认识到,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“番地属中国版图”的前提下,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。

    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,于是在英、美、法三国出面调停下,清政府决计让步,于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,除以“抚恤”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,约中有“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”之语,日本出兵乃为“保民义举”,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。

    日军随后于12月1日撤出台湾。

    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,对中国来说,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。

    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,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,必须急起补救。

    1875年4月,清廷发布上谕,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,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,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。

    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,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。

    过去清政府认为,“台湾之患率由内生,鲜由外至”外国的侵略,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,把它称为“七省门户”、“南北洋关键”、“中国第一门户”。

    沈葆桢、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,总理衙门也指出“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”,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。

    在这方面感受最深、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。

    光绪元年1875年,沈葆桢撤军内渡,同年奉旨进京,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,督办南洋海防,扩充南洋水师,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,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。

    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病逝。

    在日本侵台刚结束,沈葆桢就上了一个奏折,在奏折中他说;

    “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,台地之所谓善后,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。”

    从这时起,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。

    他的第一

    (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