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百六十五章 还田令的丧钟,为谁而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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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八百六十五章 还田令的丧钟,为谁而鸣 (第1/3页)

    朱翊钧向来相信一件事,那就是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案件,一切行为都有原因、目的、代价。

    袁可立是被连累的,因为不知道熊廷弼究竟拿哪个书箱,所以有夹带的书箱有两个。

    而梁寿坚之所以要这么做,是因为他的孙子要参加乡试和会试,这也是梁寿坚要做的原因和目的,他的孙子顺利的中了举,举家欢腾,而后会试就来了,他必须要付出更多,才能让孙子继续考中进士。

    一旦成功,从此之后,他们家就是官宦世家了。

    成为进士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,完全值得冒这个风险,而张居正不提供这种好处,梁寿坚有需要,自然就有人跟他联系。

    从北镇抚司缇骑的调查,可以清楚的看到,梁寿坚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进陷阱之中。

    一切都从一名同乡开始说起,此人名叫徐五,乃是荆州府人,和梁寿坚是同乡,徐五本姓孙,是顺船而下到松江府讨生活,到了徐阶家里做家奴,才改姓叫的徐五。

    徐阶倒台后,徐五跟随新东家在京师创办杂报为业,一次十分‘偶然’的机会,徐五和梁寿坚时隔多年再次相见。

    异地他乡忽然相逢、推杯换盏把酒言欢、来往数月推心置腹、酒后吐真言诉说烦恼、耳边谗言挑拨离间、同人不同命怀恨在心、一筹莫展引荐贵人、贵人手眼通天解忧愁、老梁家世世代代为农为工、为奴为仆,终于出了一个举人。

    按照徐五的约定,在会试前一天,二月初九,熊廷弼、袁可立离开全楚会馆这一天,梁寿坚就该自杀的,毒酒已经备下,只要梁寿坚饮了毒酒,留下遗书,说同人不同命,大家都是人,熊廷弼一帆风顺,自家孙儿艰难坎坷,心生怨恨才如此这般。

    这遗书当然没人信,但梁寿坚只要死了,就会有很长一段,至少是三到六个月的调查时间,这就是机会。

    这位给梁寿坚提供了帮助的贵人,就是要这三到六个月的时间。

    皇帝最好直接雷霆大怒,点齐了京营,弄得人心惶惶,只要皇帝失去了拥戴,那皇帝作为一个人,其实就非常好对付了。

    京营当然强悍,可一旦斗争、维新向极端化快速滑落,贱儒就有了充分的舞台,可以让暴力脱离皇帝的掌控,甚至不需要做,只要动辄把人打为‘逆党’,把斗争的规模、烈度不断扩大,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足够发酵了。

    哪怕是皇帝没有雷霆大怒,但皇帝绝对无法接受,寄予厚望的熊廷弼再一次无缘会试,上一次,年纪的问题,已经卡了熊廷弼一次,只要皇帝有任何的动作,干涉科举,斗争就来了。

    科举是传统儒生最重要的地盘,皇帝一旦伸手,那就是君权和臣权矛盾的激化。

    哪怕是皇帝不发脾气、不让熊廷弼继续考试,那熊廷弼这个张居正的关门弟子,以后一辈子都要背负一个科举舞弊的罪名,这也达到了目的。

    只要熊廷弼的履历出现了如此重大瑕疵,熊廷弼的成长就会处处受限,日后要斗翻他轻而易举。

    王崇古在王谦考举人的时候,办了糊涂事,王谦每一步都很难很难。

    在这三到六月的时间,扫清楚痕迹,不被缇骑查到就是,贱儒千算万算,漏算了两件事,一个冯保,一个骆思恭。

    冯保胆大包天,把皇帝拦住了,而且以‘心疼士子被搜检所累贻误终生’为由,把这件事给解决了,熊廷弼、袁可立、夏宗尧等十数人,名正言顺的重新进了考场,从万历十七年开始,没有夹带的事儿了。

    最重要的是,在冯保的主持下,皇帝通过打击京师科举诈骗,狠狠地收买了一波天下士子的心,即便是考不中进士,这乌央乌央六千举人,回到家乡,也说不出皇帝的坏话,在京师受的一肚子委屈,陛下通过公审给他们报仇了。

    这些举人还每人领到了皇帝发的儒袍、书箱、文房四宝和十几本书这些礼物。

    贱儒还漏算了骆思恭,骆思恭在皇帝跟前是红人,但在朝臣之中,骆思恭就是个透明人,他就一直在全楚会馆,平日里也不参与任何事,没人在意。

    梁寿坚不是反悔了,不想死了,而是喝下毒酒后,就被心思极其缜密、坚决执行圣命的骆思恭,给发现了,三碗皂角水下肚,这毒酒还没到肠子就被催吐了出来。

    骆思恭把梁寿坚送到了解刳院诊治,梁寿坚活着,案件用最快的速度侦破了,因为他是关键人证。

    骆思恭不是巧合之下救了梁寿坚,这一年来,他每次看到梁寿坚,都能察觉到梁寿坚的心神不宁,而且愈演愈烈,最后变得魂不守舍,所以就骆思恭就安排了人盯梢。

    在骆思恭看来,全楚会馆所有人的命,都是陛下的,陛下不让死,就决不能死。

    梁寿坚死了,那就要仔细调查每一个可能接触到书箱的人,而且要仔细盘问、核对,要对梁寿坚接触的每一个人进行调查,才能对梁寿坚做出人生的侧写,找到可能存在的证据。

    “怪朕,朕没让人论资排辈,而是把申时行、王家屏、沈一贯给叫回了京师,而且还把关键的科举,给申时行、王家屏主持了,让人心生怨恨。”朱翊钧看着刑台上跪着的一众案犯,眼神冰冷。

    张居正立刻说道:“那就是论资排辈,也轮不到他们,田一儁等人,从来没有外出履任,不能成为六部尚书和阁老。”

    “元辅说得对!”张学颜立刻搭腔。

    皇帝不能有错,出现了这等逆案,更不能说皇帝的决策有错,申时行、王家屏、沈一贯、王一鹗这一套班底,是廷议决定的,皇帝错了,等于所有廷臣都错了。

    要反对,就在文华殿上反对,门里打起来,也不能出了门抗旨。

    而跪在刑台上的田一儁,是礼部右侍郎,就坐在文华殿上,决议的时候不说,等决议之后,出了殿门,开始胡闹,那就是叛徒了。

    如果单纯的反贼,那是道路不同,既是反贼又是叛徒,就更加可恨了。

    张居正从来没有在外履任,这也是他执政这么多年的最大痛处,他做元辅这么多年,每次遇到地方上棘手的矛盾,都要细心听取地方意见,偶尔也要跟王崇古商量。

    他没在地方做过官,就真的不知道地方的情况,比如申时行要查抄所有的书寓、要消灭贼巢、要搞大明中心论,张居正就无法理解,详细了解情况后,才算是勉强认同。

    田一儁怀恨在心的理由,非常简单,本来该他主持会试的,但他就捞到了同考官,连主副考都不是,没得到权力,就没有好处,这得少收多少门生?

    “先生,你说这开海,真的有用吗?”朱翊钧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本奏疏,这是从田一儁家里抄出来的奏疏,从未上奏,是万历九年写的,内容是反对开海,理由是饮鸩止渴。

    大明浩浩荡荡的开海,带回了大量的白银,而这些白银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。

    白银大量流入,开始输入性的通胀,商贾拿着银子就开始放贷、把农户逼到破产,再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田产,也就是会试问的那个问题:何以辩开海伤农、商贾夺田;

    除了商贾夺田之外,就是大量人口外流、除了外流之外,还有农户进了工坊,地里缺了力役,开始抛荒,田土减产就是万事祸根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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